每个人的华为都在沦陷（部分）

世界工厂，对我的祖国来说，只是一句催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龙华附近的工厂和农民房，看见幼稚的少年穿着厂服蹲在街边饮食小摊，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永远不要沦丧为给西方加工的工厂里，那每个机箱或者DVD中几角钱甚至几分钱的人力成本。这种时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只会有数次。
　　
　　 当年收编整个民间资产，用疯狂剪刀差盘剥农民建起来的公有企业，在谁能卖光、破光谁就能升官的形式下，今天大多早已荡然无存。教育改革已经失败，医疗改革已经失败。垃圾GDP疯狂增长，重工业却仍在凋谢，民族元气远远不足。用600元薪水在深圳提供一个就业机会的广大台，港，日，韩工厂，在千万农民工兄弟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仇恨。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同胞，青春和血汗，都化作了一块代工的主板，一个DVD中微不足道的人力成本。这样的工厂，这样的企业，也值得人民的感恩吗？
　　
　　 有一种沦陷是你不能抵御的，你也无法确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种才是理性的抉策。北大的博士教授有人说，把徐工，南孚这样的企业卖给外资是提高了资本利用效率。而贪污和腐败，也曾经被解释为有助于将僵化的国有资产转化为投资。甚至有人主张中国学习印度大家都做软件外包，否则别无选择。在“新经济”和“改革”这样政治正确的叙事下，在樊钢，汤敏和张五常这类经济学家的鼓吹下，我的祖国开始了拉美化沦陷的进程。这种沦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戏剧性的场面，以致于在“世界工厂”的语境下思考我们的未来，渐进或者暴力，隐忍或者雄起，每一个词语都沉重得说不出口。在苦难面前，真理难道可以仅仅来自于逻辑？
　　
　　 深圳充满了工厂，刑事犯和性工作者，以及更多消耗在血汗工厂里的少年。上百万人，靠着工厂里微薄的薪金和香港人的娱乐消费过活。政府的经济学家认为农民兄弟们除了进工厂以外别无选择，港台人在他们的论坛里眉飞色舞地谈论我的姐妹们的姿色。媒体和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对财富和年轻女子的欲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