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中国社会特有的概念词

“民工”，是现代语境中一个有显著特色的概念。但不像“打工仔”、“棒棒军”，虽有现代特点，却是一个地域性的局部称谓。“民工”一词好像普通话一样，是官方认定的称谓，是被全国普遍性使用的称谓。 　　
辞海解释“民”时指出，古代泛指被统治的庶人。虽然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数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民最轻。辞海中还说：古时的“民”，本意指农民。由此可知，民工就是离乡做工的农民。现代意义上民工一词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战争年代。那时，大量农民被组织起来，从事修公路、拆铁道、抬担架、送军粮等工作。由于他们的出色表现，“民工”一词曾被宣传的家喻户晓。新中国成立后，农民重新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民工一词也随之销声匿迹。直到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自己解决口粮，离开乡土打工，农民才纷纷涌入城市，谋生赚钱。从此以后，城市人就再也离不开民工了。 　　
起初，民工进城是同一家族或同一村庄的乡党结伴而行，进城后偎依在城墙下、工棚里、车站旁，寻人待顾。活路是掏厕所、扫马路、做保姆、拉板车、擦皮鞋、收破烂、装卸货物，凡是最脏、最苦、最累、最下贱的力气活，他们都能够接受。后来他们集体参与了建筑、公路、矿山等大生产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崭新的城市，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改革的历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绝对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工进城打工与国家计划内招工有着天壤之别。从形式看，民工虽然也是离乡进城做工，但其身份仍然是农民。他们的名字被登记在另册中，充其量也只是城市的过客。吃、住、行没有任何保证，也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常常处于流动或流浪状态，因此，被称为“流民”。有幸找到一份工作，基本劳动条件却极差，尤其是缺乏基本安全生产设施，没有劳保福利，生病、工伤都要自理，有的甚至在事故中死亡。 　　
我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继拍摄《麦客》后开始关注民工，1988年民工潮初起，各火车站人山人海，我拍了大量地当床的民工候车的照片。1989年秋，我在潼关金矿采访，看到那里的民工大多数是来自四川、湖北、江苏和陕南贫困地区的青年农民。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只有16岁。因矿石埋在深山大沟，开采出来后只能靠人背畜驮，劳动强度极大。他们背着装满矿石的背篓，步履艰难地行走在被人畜踩出的小径上，即使雨天，也不停工，布满碎石的小径，被雨水浸的光滑无比，空手都很难行走，可负重的民工们仍然喘着粗气，一走三停地在上边挪动。矿石背下来，他们会连人带物一起走上磅秤。其神态十分平静而庄严，我感到他们有点像上刑场。 　　民工吃得很简单，一碗菜汤，几个蒸馍就是一顿美餐。只有那些江浙人，稍微讲究一点。他们隔三岔五要下山买条鱼来，与酸菜一起就米饭吃。 　　
民工住的是帐篷,不是标准的像地质队员住的那种帐篷，只是一张拴在四棵树枝上带红蓝色条的塑料篷而已，且没有帐墙。有时与牲畜同帐而住，气味十分难闻。 　　
他们几乎没有文化娱乐活动，一整天笨重的劳筋动骨，使他们像烂泥一样瘫在工棚里，哪里还有力气想那些。由于没有电视机，还有点剩余精力的小伙子，只好到街上的大荧屏去看电视。但这也是不能随便去的，民工头有一套严厉的管理制度。 　　
1990年我在韩城采访小煤窑时，发现那些挖煤的民工除了一个柳条帽和陈旧的矿灯外，再无其它安全设施。小煤窑又矮又窄，民工几乎是爬着进出。恶劣的劳动环境，让他们感到穿衣服已是多余，常常光着身子作业。当他们从煤窑出来时，浑身上下只有牙齿和眼球上有点白色，其余通身乌黑，像一个影子。收工后，他们四五个人合用一木盆水用洗衣粉洗澡。一木盆水很快就变成黑水，上边漂着厚厚一层灰白色泡沫。 　　
劳累、艰辛倒也罢了，只为赚些养家糊口的生存钱。可想不到的是，干到年底，老板常以种种借口拖欠工资。若遇到矿井事故，老板跑了，民工连收尸的钱也拿不到。 　　
在西安的东门外，文艺路，从早到晚，人头攒动。民工们有的背着钢钎铁锤，有的手握古老兵器般的滚刷，等待雇佣。常常是从早盼到晚，从今盼到明。好不容易等来雇主，却被市容管理人员撵的四处躲藏。 　　
多年的采访，我了解到在西安所有的建筑工地上，在一些大型基础设施施工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劳动者是民工。那些同是农村来但早已转了身份的正式工，成了真正的主人。他们喝着茶，看着报，大腿翘在二腿上，指挥民工们干活，甚至在铁路工地，砸石的、运料的、抢险的粗活、苦活全部由民工承包。主人是不干这些活的，主人只要拿工资、奖金和“三金”。 　　
虽然环境险恶，生存艰难，但民工们还是要到城市来。他们认为这是自父辈以来最好的时机，他们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丢掉这种千载难逢的赚钱机遇，他们太需要钱了。况且他们还要瞻养老人，要供孩子上学读书。上学读书是改变农民身份，逃离“另册”的唯一出路。教育也进入商品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供孩子上学要花天文数字的钱。 　　
在西安这样的城市里，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餐馆饭店有本地民工，洗浴中心有江浙民工，街头巷尾有四川的补衣工——总之，在所有城里人生活需要的地方，都有各地的民工。民工已成为城市须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城市却不正视民工，甚至鄙夷民工。因为民工是没有城市身份的农民，是记入另册被支使的庶人，是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系统的自生自灭的种群。 　　当然，长期困守贫穷，缺少教育与知识的雨露，使大量涌进城市的民工给那里带进旺盛生产力的同时，也注入破坏的潜能。从城市管理到计划生育，从社会治安到环境保护，从卫生健康到幼儿教育，从物质生活到文化消费，所有这一切，都给城市带来尖锐挑战与沉重压力。斯文、拘谨、排外惯了的城市产生了不适应期，而民工中大量破坏、犯罪活动，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构成严重的威胁。民工犹如一把双刃剑，迫使现代城市不得不正视与重视他们。 　　
然而，谁都不能否认20年的改革开放，首先由农民发动。继而，当农民以民工的身份改造了千百年农业文明的城市面貌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最终将体现在民工观念的转换与进步上，体现在民工传统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文化文明程度的提高上，也体现正在对待民工观念的转变和进步上，体现在民工身份本质性的转变上。